摘
要
2020年以来,中国新媒体发展呈现出蓬勃活力:媒体融合发展步入全面加码、深化变革、构建体系的新阶段,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直播电商推动用户消费理念与生活形式改变,长视频与短视频博弈升级。互联网专业内容生产诠释蓬勃生机,优质内容和品牌方成为资本市场新宠。微经济多样化创新发展,线上线下消费边界不断融合,网路消费呈现个性化与分众化特性。互联网背部企业纷纷入局本地生活赛道,数字生活新服务成为发展热门。Z世代人群在网路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成为互联网市场与新媒体研究的关注重点。2021年,我国新媒体应把松开发展机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发展现况与热门盘点
1.媒体融合发展注重自身能力提高与破圈化品牌建设
2020年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有了方向性的转变,不再将视野局限于传媒领域,旨在于实现媒体与业务间的“小融合”,而是将建设自有品牌、推动资源协同、提供商务服务、深化政务服务等作为提高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向,拓展领域间的“大融合”。经过2014年以来的战略变革发展,媒体融合目前进入全面加码、深化变革、构建体系的新阶段。媒体融合早已除了关乎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更关乎社会舆论迈向和中国的国际传播地位。在融合发展中,传统主流媒体仍稳居主导地位,一方面推动转变传播方法、话语形式,坚持新闻报导的真实平衡客观,提高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非常是在重大主题报导中发挥了信息供给与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品牌建设与体制机制创新,丰富营运与赢利模式,逐渐提高市场竞争力。
随着联通互联网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两微一号”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主战场。媒体依照不同渠道的内容方式、传播特性与受众需求,在微博、微信及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等组成的渠道阵营分类进行内容投放与营运。中国网路视听节目服务商会发布的《2020中国网路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6月,短视频以人均单日110分钟的使用时长赶超了即时通信。短视频除了成为用户休闲娱乐的平台,更在用户获取信息的方法上抢占越来越高的比重。因而,短视频端建设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重点。2020年,广东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四川观察”抖音号营运成绩明显,其凭着高用户互动率、高更新频率、高热点关注度等得到了用户追捧。截止2021年5月30日,该帐号拥有4760.8万粉丝,累积获赞量达26.4亿。在2021年全省人代会报导中,人民网、央视新闻、新华网、环球晨报、中国网直播等陌陌视频官方号通过开办“#2021全省人代会#”视频话题,依托社交平台以视频形式报导人代会。中国晚报等媒体还通过陌陌视频号进行人代会直播,便捷用户在同学圈全程看人代会。
全媒体品牌建设是媒体提高融合发展能力的关键。媒体数字品牌建立注重通过构建鲜明的新媒体产品加深用户对媒体整体形象的感知力。诸如重庆晚报报业集团构建的封面新闻、广东广播电视台构建的触电新闻、成都传媒集团构建的红星新闻等差别化的产品产生了媒体的自有品牌标示。2020年以来,布局MCN(多频道网路)机构成为广电系统提升自我再生能力,构建新媒体生态的热门形式。以市级广电为代表的一批拥有强悍影响力基础的媒体机构纷纷组建MCN机构,聚合优质内容生产者,并通过机制化的全流程配套营运机制,构建优质主播与帐号,成为帐号与平台间的中介与桥梁。在2020年10月举行的中国新媒体发展峰会上,大会专门设置了“年度全省广电十佳MCN机构”奖项,四川娱乐MCN、浙江广电布噜文化、江苏广电荔星传媒MCN等广电MCN机构上榜。
2.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处于战略机遇期与关键窗口期
虽然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媒体业务、调整组织机构、拓展渠道平台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向新媒体变革发展也成为媒体行业自觉,取得了众多成效,而且整体来看,目前媒体融合发展成效仍有待加大。在业务模式、人才平台、盈利方法、体系完善等方面,主流媒体的变革发展实践与国家要求、市场需求还有一定差别。怎么实质性提高媒体融合发展的疗效,提高主流媒体的微传播力、微引导力、微影响力、微感召力、微话语权成为当前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发展的主要命题。
2020年以来,我国密集颁布有关媒体融合发展的顶楼规划,这是从制度层面为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指引,也表明了媒体融合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推进深化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主流媒体新媒体建设的当务之急。2020年6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推进深化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晰指出了推进机制变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构建主流舆论格局等内容;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拟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七年规划和二〇三三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施行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市级融媒体中心”;同年11月,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推进深化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具体布署了广电行业的媒体融合发展工作。
综合考虑国家新政的指导、媒体市场的需求、融合发展的现况、网络发展的趋势等诱因,主流媒彰显阶段须要推进和加深融合发展,重点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及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上下工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就是要切实提高主流媒体在微传播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一方面,内容产品在新媒体平台具有广泛的传播力,深受用户欢迎与信赖,信息观点具有引导力;另一方面,建设强悍的新媒体平台和渠道快手赞业务24小时平台,创新新媒体技术发展,运用市场规则营运赢利,具有市场竞争力。
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指的是在结构层面,全媒体建设横向覆盖中央、省、市、县4级媒体;在营运层面,跨界融合,借助用户数据进行价值再生,实现“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多元化拓展;在管理层面,资源集约与整合,创新内容资源协同、运营与对接机制;在内容层面,坚持主流价值观打造与引导,实现网上和网下一体发展、内宣外宣联动。
3.Z世代和优质品牌内容方成为资本市场新宠
我国网路消费市场不断升级,新消费成为推动网路经济增速的新推进力。线上新型消费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也突显出新特性。发展型消费、情感型消费、品质型消费是新消费的主要类型。用户新消费存在高度个性化和消费分化的特性,针对不同优先级的产品拥有不同等级的预算,例如同一用户会订购化装品中总价较高的品类,也会在生活用具中疯抢总价较低的品类。用户按照个人喜好对于不同类别的产品拥有较为个性化的等级排列,因而新消费呈现消费分化的特性。
Z世代是数字技术的原住民,作为受网路技术深刻影响并生长条件相对优厚的一代,其消费理念与喜好早已成为市场关注与研究的重点。依据《2020“Z世代”洞察报告》,截止2020年11月,中国联通互联网Z世代活跃设备数近3.25亿,已成长为联通互联网民中不折不扣的新势力。按照CBNData发布的《2020Z世代消费心态洞察报告》,我国Z世代支出达4万亿人民币,其开支约占全省家庭总开销的13%,消费增长远超其他年纪层。对Z世代消费趋势的掌握有利于引导消费品企业发展和投资者找寻投资。2021年晚会,洛天依登上卫视舞台,主要在Z世代人群中大受欢迎的“虚拟偶像”进入主流视野成功“出圈”,显示出Z世代文化的主流化与资本化趋势。
Z世代的亚文化“破圈”发展推动新消费市场繁荣,二次元、国风国潮、潮玩酷物、新健康等催生各领域新产品和平台得到市场认可,优质内容和品牌方成为资本市场新宠。Z经济诠释出发展活力。潮玩文化的主流化发展催生了盲盒产品的迅速市场化。2020年12月,“盲盒第一股”泡泡玛特在港交所上市。以潮玩盲盒为主打产品的泡泡玛特2020年产值达25.13万元,环比下降49.3%,累计销售超过5000万只时尚盲盒。“万物皆可盲盒”,盲盒成为产品销售的一种新型热门形式。机票盲盒、服饰盲盒、食品盲盒、旅游盲盒等,越来越多的产品入局盲盒赛道,盲盒经济崛起。
Z世代对国风国潮、颜值正义、新健康等文化的推崇催生了一批新消费品牌,美妆、食品饮品、玩具、服饰是其中发展较为快速和集中的品类。元气森林、钟薜高、花西子、完美日记等一批新消费品牌成为网红,得到市场认可。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产品型和内容型公司遭到资本偏爱。依据《2021“颜值经济”新消费报告》,有近6成年青人对自己的外貌并不满意,为减轻逼格恐惧,奢华品唇膏、香水和轻医美,已成为当代年青人的新刚需。完美日记凭着产品设计、网络营销、社群营运等方法构建“新国货品牌”。截止2020年11月11日13点30分,完美日记“双11”累计销售额破6亿,高踞淘宝化妆类目第一。2020年11月,完美日记母公司逸仙电商在英国纽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海外上市“国货美妆第一股”。
4.直播多样化常态化全民化发展
2020年,直播行业仍处于黄金发展期。在新冠脑炎疫情的影响下,直播带货成为风口产业,营造了巨大的话题度和商业价值。2020年以来,直播电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直播主播信任式的带货方法除了塑造了商品的营销模式和产业链,直播间带来的流量使主播具有了热度,具有了著名度和影响力,业务范围也更加多元。
随着直播行业不断推进发展,作为内容生产传播机构的直播方除了是产品的推介角色,更改变了用户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加强了用户关系,激活了组织圈层。直播带货演化为直播带品牌。用户通过直播增强了对不同产品的认知度,拓展了生活视野,使个人生活形式更加多元化,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而用户对产品的需求使得主播反向对接产品的生产方和销售方,改变了产品的销售方法。而设置了固定时间开始的直播方法也使用户的生活形式得到改变,夜晚观看一场直播成为好多用户闲暇时间和自我放松的方法。
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缔造了直播常态化全民化趋势,“直播+”场景也在不断拓展。不仅直播带货外,旅游、相亲交友等一些重视线阴道验的场景也在不断入局直播赛道,直播下沉市场发展火热。据马蜂窝旅游网数据,疫情期间,马蜂窝平台上有97%的核心店家早已开通或准备开通旅游直播。2021年4月,桂皮直播投资婚恋平台,构建视频直播交友社交平台。2020年以来,资本大量涌向直播电商赛道,推动直播产业生态不断升级。《2020年大文娱赛道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直播赛道融资金额达到了393万元,融资风波共计69起。
直播行业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注重,相关管理新政的密集颁布为规范行业发展提供了准则,相关直播基地的建设和人才划分管理拓展了行业发展空间。政府与直播平台产生了良好互动,政府通过监管推进业态向好发展。2021年2月,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强化网路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网路打赏行为、主播帐号分类分级管理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明晰规范。2021年5月,《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对直播带货视频保存期限等进行了明晰规定。2020年6月,人民晚报新媒体、人民晚报智慧媒体研究院发起创立了直播电商研究基地,通过研究各大电商品台、主播等数据,推动行业发展。人民晚报顾客端同时上线了“全国直播电商投诉平台”。2020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等发布了包括“互联网营销师”在内的9个新职业。
5.长短视频博弈升级
网路视频赛道非常是短视频产品依然显示出蓬勃的发展活力,凭着出众的用户数目、时长等指标数据,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2020年,陌陌短视频强势发展,为以抖音、快手为两大腿部平台的短视频赛道降低了新的产品方向与业务想像空间。2020年6月,陌陌视频号日活跃用户数目超过2亿。背靠陌陌庞大的用户流量,视频号用户量下降迅速,并在产品早期就通过联接公众号、小程序、支付体系等,构建生态闭环。与抖音、快手模式优缺不同,陌陌视频号通过“熟人社交”和“私域流量”,使普通人拥有了视频分享场地。陌陌的超高使用频次推动视频号快速养成用户观看、互动习惯。2021年4月,视频号面向MCN机构上线机构管理平台,便捷主播管理直播数据,进一步扩展了视频号直播流量生态。陌陌视频号具有强劲发展动力,对改变现有短视频赛道格局具有冲击力。
2020年,抖音和快手仍然高踞短视频赛道头两把宝座。2021年2月,快手成功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中国短视频第一股诞生。与社交媒体相比,短视频平台具有24小时在场感与陪伴感,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刷到新鲜、感兴趣的视频内容。同时,依托直播、连麦等功能,用户与主播产生实时互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感。而算法推荐也可产生用户间的情感共振,有利于激活用户与群体关系。
2020年以来,长短视频间的博弈有所升级。随着用户在短视频平台时长的降低,借助短视频对长视频进行导流成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长视频通过在短视频平台进行话题设置、剧集混剪、主演互动等,可以大大提高用户对其内容的关注度和想看度,提高长视频热度,引导用户收看完整长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开办官方帐号进行宣传也成为影片、电视剧的一种热门营销手段。同时,一些短视频影视帐号凭着原作品的流量和粉丝,对长视频的“二次剪辑”和连续更新来积累粉丝“养号”,因而为帐号直播、电商导流变现。有关短视频对原作品的“二次剪辑”引发了有关版权问题的讨论。
版权问题始终是网路视频领域的关键议程。短视频内容制做的便利性、分发特性和监管难度使短视频侵权成为阻碍平台发展的一个方面。针对短视频侵权,业内长视频平台通过主动联动的形式推进整治进程。2021年4月8日,优酷、芒果TV、爱奇艺等10家机构代表共同签订并发表《网络版权保护与创新“马栏山宣言”》,呼吁为行业及创作者提供版权保护的底泥。4月23日,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TV等国外超70家影视传媒单位,以及超500位演员发布了呼吁书,再次号召国家对短视频平台推送的版权内容进行合规管理。虽然推进视频版权保护是必由之路,但怎么避免因保护资本利益而损害创作环境引起舆论热议。
二、未来展望与新政建议
(一)十大未来展望
1.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持续发挥重要助力力
数字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数字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国外国际双循环互相推动。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催生宅经济、闲置经济、古着经济、小众经济等微经济模式诠释出蓬勃发展活力。
2.数字生活新服务成为发展热门
2020年,互联网背部企业纷纷入局本地生活赛道,数字生活新服务将带来网路行业发展红利。2021年以来,生鲜电商赛道共发生融资风波8起,融资支出达到81.89万元。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纷纷布局本地生活服务电商发展。陌陌、支付宝等联通端纷纷发力服务搜索,搜服务将成为未来热门应用。
3.互联网金融生态建立兼具安全与创新
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从事金融业务行为、维护互联网金融秩序始终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安全为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提供环境保障。2021年5月,数字人民币接入支付宝,数字人民币打通支付宝渠道将扩充用户的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提高用户支付体验。
4.新媒体生态催生新传播形式
算法推荐催生兴趣传播形式的盛行,而以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产品为载体的智能传播正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形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冰冰的走红诠释出形象传播、颜值传播的流量吸引力。新媒体形态的不断演进及信息传播的人本特点使高审美导向、具有故事性的网路内容更易遭到用户关注,内容传播类型不断创新。
5.平台企业探求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
2021年3月,上海字节跳动发布202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快手赞业务24小时平台,字节跳动旗下公益寻物项目“头条寻物”在5年的时间里,早已成功帮助15346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2021年4月,腾讯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并宣布将因此首期投入500万元,筹建“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推进战略落地。平台企业不断发挥科技能力,加强公共化属性,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具体方案。平台企业作为组织与国家组织的交集愈加密切,发挥社会价值导向的作用越加重要。
6.网路安全兼具严管严控与产业发展
虽然国外外网路安全发展均面临严峻形势,而且在坚持严管严控的同时,我国网路安全产业呈现出发展活力。依据《2020年中国网路安全产业统计报告》,到2023年末,中国网路安全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万元。目前我国从事网路安全相关业务的企业数目超过3000家,新兴安全与服务内容成为行业发展风口。
7.互联网群体研究成为新媒体研究热点
针对网路群体的不同特征,相关研究选题呈现出差异化。针对老年等弱势群体面临数字化浪潮时遇见的挑战,学界举办研究致力促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代际数字鸿沟等问题,确保各个群体人民共享信息化成果。针对作为主要网路消费主体的Z世代和中产人群,其消费心理与习惯成为研究热点。
8.新媒体创意劳动为个人及行业赋能
新媒体行业灵活的工作特性催生“副业经济”。短视频主播、博主、UP主等成为好多网民的第二职业。而新媒体的创意劳动特性有利于激活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主体在降低收入的同时也会通过自我能力挖掘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新媒体缔造的一些新兴职业如视频模板师、新零售人才、新电商人才等丰富了职业构成,有利于培植社会新生态。
9.文化贸易数字化发展势头强劲
借着歌舞节目《唐宫夜宴》,湖南央视晚会成功出圈,显示出文化的强悍呼吁力和影响力。2021年以来,公园冰淇淋、文创冰淇淋的火爆销售离不开社交媒体传播的影响力。文化IP具有流量吸引力、强变现能力和产品衍生力。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带动新型文化业态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盘活文旅相关资源,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10.数字合作与整治共同体建设迫在眉睫
建立数字合作与整治共同体是建立网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间的数字相处更加频繁和深入。不同国家间要强化技术合作,共同提高网路先进性;强化数字应用合作,共同构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强化互信合作,共同维护网路安全;强化数字整治合作,实现发展与整治的有机平衡。
(二)八大新政建议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华诞,是施行“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把松开发展机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当前我国新媒体发展的任务。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疫情政局的发展、传播格局的变迁,我国新媒体要在世界信息相处新格局中优先发展、优化发展。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新政建议。
1.大力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创新推动数字中国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借助新媒体推动乡村振兴。
2.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在媒体传播领域的研究应用,着力保障个人信息与国家数据安全,不断提高城市与国家新媒体形象。
3.持续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主流媒体体制机制变革,推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优化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积极探求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性商业模式,加强建设性新闻实践。
4.做大做强数字文化企业,探求数字遗产处理问题,营造“耳朵经济”发展良好内容生态,规范与发展网路垂直内容市场,推动知识普惠。
5.着重研究算法的中介作用,发挥算法整治在数字整治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反垄断和避免资本无序扩张,重视合理有序进行版权开发与保护,重视数字普惠和数字公正,牵手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
6.规范直播与短视频黄金赛道的发展,加强社群与私域流量营运比重,建立短视频评价体系,探求直播出海发展,适度推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全球本土化,关注兴趣电商近场电商等新型电商模式,鼓励平台企业在公益性和社会性方面发挥垂范作用,促使更多互联网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7.降低新媒体人才的投入、培养与储备,做好新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提高用户个人数据素质等新媒介素质。
8.赋于建立网路空间命运共同体新内涵新意义,推进互联网整治的国际相处与合作,高质量加快数字丝路建设,构建数字合作与整治共同体、数字生态共同体。
(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丹: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7期,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